前几年在闲聊时，我提起老家正在修家谱，徐永安教授赠我一本《竹溪王家河徐氏家谱》。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是优良家风家训的传承，是民族史的缩影和投射。修一本家谱需要体力、脑力、心力，因为它是对一个家族历史的回顾和评述，需要“沉”下去，更需要“跳”出来，殊为不易。听说这是徐教授父亲的遗命，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家族的衣钵相传、薪火传承的味道。徐教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寻根脉、访宗亲、阅资料，费劲移山之力，修好了家谱。一部家谱折射出的是徐教授的博学、务实、勤笃。

打败你的不一定是同行，有可能是跨界的。徐永安以三十年的求学、从教、治学之路，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你知道徐永安教授的最初专业吗？文学？历史学？艺术学？都不是！机械制造！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1982级。在汽院，这叫“根红苗正”，大师兄般的存在。毕业留校从事了两年的学生管理工作之后。徐教授又获得了华中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双学位，这为他后来与“理工男”之路渐行渐远，毅然决然地投入地方文史怀抱，埋下了伏笔。

回溯徐永安教授的治学之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汉水文化研究时期。1997年4月，徐教授参与创建十堰市汉水文化研究会，兼任副秘书长。汉水文化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教授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包括《从中华文化的多元生成性看汉水文化的地位》（《理论月刊》，2011年第4期）、《对汉水文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再论汉水文化与楚文化、汉文化的关系》，等等。以汉水文化研究为中心，徐教授的研究辐射到鄂西北文史的方方面面，先后发表《楚灭庸过程中的几个问题》、《十堰地区古代部族与方国探源》、《明清时期十堰地区矿冶业综述》、《诗经文化最后的保留地》等论文。

第二个时期是郧阳抚治研究时期。以主持2005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明朝郧阳府历史研究”（编号2005z156）为抓手，徐永安教授在郧阳抚治研究方面用功颇深，收获颇丰。《明朝郧阳抚治对郧阳府区域文明的历史贡献与启示》（《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郧阳抚治形成时期的三位一体结构及其历史地位》（《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略论郧阳抚治的制度文化》、《郧阳抚治历史阶段的划分》、《郧阳抚治辖区的历史演变》等论文对郧阳抚治的研究具有深耕厚植之功。以郧阳抚治的研究为立足点，徐教授的研究放宽到十堰通史、鄂西北历史文化等领域，先后参编了《十堰通史》、《沧桑与瑰丽：鄂西北历史文化论纲》、《明清郧阳历史文献笺注稿》、《郧阳文化论纲》等著作。

第三个时期是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研究时期。以主持2002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武当山范氏口传文学家族研究”（编号2002A03001）为起点，以2014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城乡民间信仰活动调查及其社会问题对策研究”（编号14D048）为阶段性截点，在这十余年内，徐教授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收获了新阶段的新成绩。先后发表了《民间文学中巫术解读与其民俗文化意义》（《求索》2009年第3期）、《对鄂西北民俗文化研究学术内涵的量化分析与评估》（《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范氏口传文学家族民歌解读》、《范世喜：一个武当山移民家族的故事传承人》、《从<伏羲考>到上世纪80年代的“龙崇拜起源”研究》、《“龙崇拜起源”研究述评》等高质量的论文。同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吕家河——中国汉族民歌第一村研究》项目，出版了《一个口传文学家族》（第一主编）、《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第一副主编）等著作。

第四个时期是自死窑研究时期。以主持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自死窑——中国的老人自死习俗与传说研究》（编号12YJAZH170）为新的起点，徐永安教授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自死窑研究。“自死窑”是丧葬文化，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徐永安教授在这方面发表了《汉水流域“自死窑”遗址类型及其传说的民俗信仰内涵》(《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人类学视域下“老人自死习俗”的民俗信仰本质与文化价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论蛊卦、同人卦之变：<易经>中的鲧复生禹神话》（《华中学术》2018年第3期）等核心论文多篇，并完成《贵州镇宁苗族活人坟调查》、《甘肃岷县青苗会调查》等调查报告多篇。

回顾徐永安教授的治学历程，我用一组“三字经”概论。一是爱得深，生于兹长于兹，自有一份情感。如果不是有一种对鄂西北文史的深沉之爱，徐教授不会数十年如一的耕耘，也不会数十年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对青年教师而言，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有热爱之心、敬畏之心。往小里说，这是评职称职务荣誉的凭借，往大里说，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但如果只抓小放大，不会有持久力。二是接地气，把学术的根扎在鄂西北大地，“贪婪”地汲取鄂西北大地丰富的文史养料，成就了徐教授“接地气”的学术风格。对青年教师而言，做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好高骛远、人云亦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科研民工”，没有自己的方向和定力。三是用功勤，你很难想象当我在写这篇推文时，将近耳顺之年的徐永安教授正顶着酷日，跋涉于三晋大地，从事田野调查。进入徐教授的办公室，一摞摞泛黄的书籍会让你感受到文化的厚重。对青年教师来说，做学术研究应少一点粘贴复制，多一点资料爬梳，少一点枯坐书斋，多一点田野调研。四是格局大，徐教授在不同的时候，治学着力点各有所侧重，但都是围绕着鄂西北文史，可谓是小切口大格局。而且，不同时期的研究侧重点有着彼此启发、彼此成就的关系。说得通俗一点，徐教授的治学具有瞻前顾后的特征。对于青年教师而言，治学要有大格局，选择一些具有持久生命的课题，不要仅仅陶醉于短平快的内容，不要满足于做一些“来料加工”，搞一锤子买卖。最后，我用一组四字成语给徐教授的治学旨趣做一个总结：前瞻后顾、脚踏实地、胸有沟壑、口吐莲花。

行文至此，希望不要给你造成一种徐教授是老学究的刻板印象。其实，徐永安教授可谓是全才。教学上坚持教书育人，对教学的投入、对学生的严格，将近耳顺之年对新的教学模式的追求，都值得青年教师学习。生活中，徐教授也是一个有情调的人。他是沟主的排球师父，只是没有把沟主练出来，他也差点成了沟主的健美教练，只是沟主不舍得这一身赘肉，他还弹了一手好吉他，写了一手好诗，把玩得一手奇石。

作为往年交，我曾经开玩笑地说徐教授是“不务正业”、“歪打正着”、“终成正果”。他用他那特有的憨厚笑容“回敬”了我一眼，转身离开。望着他离开的背影，我似乎明白了老派学人的执着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