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智库专家，教授，《大国方略》主编和“大国方略”课程策划人。担任政府决策咨询专家，长期从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出版《人、仁、众：人与人的智慧》、《犹太智慧：创造神迹的人间哲理》、《流动与秩序》、《活力与秩序》、《和谐社会与公共治理：顾骏时评政论集》等，发表“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高铁战略的实力支撑”、“中国话语权及其文化与实践支撑”等多篇论文。
同样适应世界，在世界走进中国的场合与中国走进世界的场合，其整体效应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不一样的。对此，步入世界涉水越来越深的中国必须有充分准备“大而不强”不只是中国经济的特征，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特征，并且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由大而强的急转弯。这使得中国不能不精心规划自己的形象和行为，急于当老大，难免给人可乘之机，但能躲则躲也不是有担当的大国形象
讨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不是单纯出于民族感情或理论爱好，而是因为事关中国作为大国的话语权或“国际影响力”。中国希望获得国际影响力并通过国际影响力实现国家利益，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此时既需要保持中国特色，也需要清晰的世界意义之基调，才能让中国方案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
今天的中国，不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还面临着全方位的深刻转变。其中有一个维度得到人们高度关注，那就是中国同世界的关系。
前人说过：“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谋万世”和“谋全局”正是“方略”的灵魂所在：战略判断正确了，战术努力才能收到预期效果。今天，中国要确立能支撑未来发展的方略，必须在总结近代以来整体转型的基础上，合理判断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未来趋势，认真处理好一系列问题，才能沿着大国和平发展的方向，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
从走进中国到走向世界
中国至今仍处于以1840年为时间起点的历史性大转型之中，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大国由盛转衰，深陷“落后就要挨打”之后，重新崛起的轨迹，其与历史上“治乱交替”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
将184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稍作梳理，便不难发现一道时代分水岭。前一阶段可称为“世界走进中国”，后一阶段则为“中国走进世界”。
当世界走进中国时，曾因地理条件所限，长期独立于世界而存在的中国，作出了激烈抵抗，历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才得以恢复并确保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改革开放，让中国从拒绝世界，转为主动向世界开放。古老国度在不断适应国际化冲击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巨大进步，并因此思路越来越清晰，心态越来越平和。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到2010年前后，随着产能过剩趋于严重、资本盈余压力增大、“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生态环境问题凸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终于成为中国自身需求，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方向性改变。然而，当中国开始表现出主动时，世界却陷入了疑虑，无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的“重返正常国家”、菲律宾和越南等南海国家的领土要求，还是“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猜疑，都反映了世界对中国这个“大块头”的主动进入，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甚深的国家在30多年里迅速成长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一个坚持走自己的路，总让别人意外的国家，现在要主动走向世界，世界感觉不适应是十分正常的。
世界不适应中国，不仅给世界带来挑战，对中国也是一个挑战。当世界走进中国时，中国虽有不安，但至少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中国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调控世界走进中国的规模与节奏，处理好各种外来影响及其后果。事实证明，中国不但以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巨大进步和政治整体稳定的成就，通过了“世界走进中国”的考验，而且，由此积累的经验还为中国走进世界提供了基础。但尽管如此，当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之时，仍然会遭遇种种未曾预料的难题。
中国走向世界，意味着中国原有的优势，首先是制定和执行规则的优势，将大大削弱甚至不复存在。最近中国政府应对股灾的措施，就消解金融危机隐患而言，是必要的，但一度也遭到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批评，被认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如此局面因为发生在国内，中国仍有自主空间，回旋余地较大，而一旦进入国际金融舞台，势必受到各方掣肘。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组建巨型国企出海，但不可避免遭遇全球规则的制约，最近美国主导下达成的TPP中就有针对“国企”的条款。近年来，中国无论在武器出口还是工程出口上，频频遭遇挫折，除了国家关系因素之外，还受到中国与世界整体关系的影响。同样适应世界，在世界走进中国的场合与中国走进世界的场合，其整体效应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不一样的。对此，步入世界涉水越来越深的中国必须有充分准备。
闯过“既是又不是”的峡谷
中国走进世界可能遭遇的难题同中国的大国地位有关。要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国，虽有国势衰弱的阶段，但仍保持了两千多年未曾中断的大国身份，要不是今日中国巨大体量和相应的“胃口”，可以让世界市场“买什么什么涨价，卖什么什么跌价”，那无论世界走近中国，还是中国走进世界，都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相互不适应。更特别的是，今天中国自身仍处于转型发展之中，以现代大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尚处于“既是又不是”的过渡状态，这更加剧了双方的“难以适从”。
自17世纪国际法问世以来，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社会逐渐从“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进入规则主导的“国际社会”或“国家体系”，联合国的建立尤其是拥有“合法使用战争手段”之权力的安理会及其决策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将国与国关系纳入一定的规则制约之下。传统大国直接兵戎相向，越来越为符合规则的协商和其他博弈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战争，即便有冲突，采用的多半是“代理人战争”，就足以证明全球秩序不是完全虚幻的。
然而，国际社会的有序并不意味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规则就一定是公平合理的，大国操纵规则的制定、执行和裁决，仍为常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仍然存在。强国想打仗，会千方百计争取安理会授权；而一旦决意发动战争，即使安理会不同意，也会照打不误。当然，强国需要为此付出道义代价，招致国际社会反对和谴责是难免的。大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张力，大国承担的责任与享有的特权之间的张力，国际社会总体有序与局部失序之间的张力，既是当今世界的紧张之源，也是全球合作的动力之源。
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越来越感受国际规则及其不公平、不合理的过程。在积弱积贫时代，中国遭受的无端欺凌和深切伤害，至今仍是许多国人心头之痛，所以，看着俄罗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敢于对西方国家“该出手时就出手”，许多国人羡慕不已，学习“硬汉风格”成为网友的祈愿。其实，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较之俄罗斯与世界的关系，复杂得多。俄罗斯对西方可以“率性而为”，中国难免“投鼠忌器”，因为从原来地位上收缩的俄罗斯，总体上是让出了空间，适时秀秀肌肉，无非以攻为守而已，而重新崛起的中国，肯定会挤占更大空间，必须攻守兼备。中国向世界坦承自己是“大块头”，如此说法不是没有来由，更不是不带隐喻的，其适用于今日中国，而不适用于俄罗斯是十分明显的。
大国在全球秩序中可以享有更多权力，获得更多利益，这是人类社会既存在稳定的国家体系，国家之间又存在激烈程度不等的博弈，大国之间还经常剑拔弩张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关系仍然首先是实力关系，而实力通常被认为由经济、军事和国际影响力三个主要因素构成。
从经济实力上说，中国GDP总量已坐二望一，但人均GDP则还在世界第80位左右，虽然拥有世界最齐全的产业体系，但缺乏核心技术，出口已居各国之首，但大多还是中低端产品，“大而不强”是现实的评价。
从军事上说，军费开支逐年增加，尖端武器次第亮相，军演水准不断提高，但距离美国，还有俄罗斯仍有差距，关键装备、军事理论、兵种协同、实战经验等方面尚有待提高。
从国际影响力上说，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应该在重大国际事务上有发言权，在地区冲突场合，也能说上话。近年来在中东阿以冲突和阿富汗国内和平进程中，都有中国斡旋的身影，中国倡导发起的亚投行，更吸引了除美国、日本之外世界主要国家的参与。相比习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当“发言人”的过去，今天国际社会欢迎中国的声音，在许多场合并不是客套。但在全球秩序的维护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中国的作用仍然相对温和，而被要求承担的责任却越来越多，有时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也是正常的。
“大而不强”不只是中国经济的特征，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特征，并且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由大而强的急转弯。这使得中国不能不精心规划自己的形象和行为，急于当老大，难免给人可乘之机，但能躲则躲也不是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在“别人制定和维护的规则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不但需要承担遵守和维护规则的责任，还需要提升按规则游戏的能力，更需要为推动规则的更加公平合理，尽一份对所有弱小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本身的道义责任。
过渡性地位和微妙使命的结合，让正大步走进世界的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中很容易“踩中地雷”。为此，中国须有大国方略，为自己找到平衡点，通过正确处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关系，正确处理本国、他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确处理利益、规则和道义的关系，来争取各国的认同，减少阻力，加快发展，闯过“既是又不是”的峡谷，成长为现代意义的大国。
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
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曾提出一个界定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策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忘中国自身立场，寻求在世界潮流中维持独立地位，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后来成为重要理论命题和实践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在保持民族文化自觉，坚持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上，表现出更高的立意和境界。
这样的主张在“世界走进中国”阶段，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1840年以后，意识到落后的中华民族求知若渴，四处寻找老师，学习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少国家，最后还是通过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足以表明，强调“中国特色”在解决自身问题上，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可行性。
然而，当中国走进世界的时刻来临，面对各国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既钦佩，又疑惑的现实情形，寻求国际社会认知的最大公约数，成为中国道路为世界接受的必过门槛。
上世纪80年代末，美籍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让信心满满的福山始料未及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高速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见证了人类历史的最新发展之后，福山教授终结了自己的“历史终结论”。
2012年10月16日，福山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他说：“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在所有挑战我范式的国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中国。所以问题就在于中国是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学习的一个模式？中国未来会是什么样，是会一直保持现状，还是会变化？”
对第一个问题福山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认为中国模式的前提是对古老历史的传承。“秦代的时候中国实现了统一，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制度看起来已经相当现代了。”由于其他国家并不具备同样的历史条件，所以这个制度能否在其他国家复制，是不确定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福山怀疑：“现在这些因为快速经济发展而流动的人，他们是不是在未来会满意于处在政治进程之外？我的感觉是他们不会的，他们会希望能够参与政治进程。但以什么形式会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一定非得是民主选举，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
福山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还不能得出确定的答案，这很正常，但中国必须对自己，也对世界给出明确的回答：中国道路除了“适合中国国情”这已得到世界公认的一点之外，有没有对人类的普遍意义？中国是否只是人类中的“另类”？原先被自然地理条件隔离的中华文明，是否仍将被“文化特殊性”隔离于以西方为代表的“文明主流”之外？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导向一个极具国际政治意义的设问：中国和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力是可能的吗？进一步推论，还可以得出一个更具历史感的设问：如果中国道路作为西方道路之外的一种发展方向得到确立，是否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并未最后消失？在福山的语境中，这是否代表历史并未终结，而是正在延续？一旦这两个设问都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讨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不是单纯出于民族感情或理论爱好，而是因为事关中国作为大国的话语权或“国际影响力”。走进世界意味着中国必须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打交道，过多强调中国特色，会产生某种“自我隔离”的效果：既然凡事皆以自己特色为理由，那融入世界的目的又是什么？今日世界的规则体系和秩序结构，并不完美，远谈不上公平正义。中国要承担大国责任，必定参与国际规则的修订和全球秩序的重整，届时所提方案到底以“中国特色”，还是“世界意义”为号召，能得到更多国家的赞同和呼应？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自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以来，“求同存异”始终是中国处理同各国关系的基本策略。如果说“异”指的是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和国情特色，那么“同”就指能为各国所认同的共同利益及其背后的道义基础。中国希望获得国际影响力并通过国际影响力实现国家利益，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此时既需要保持中国特色，也需要清晰的世界意义之基调，才能让中国方案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十八大以后，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梦”，并向世界承诺，中国梦就是亚洲梦、非洲梦、亚太梦，乃至各国的世界梦。中国愿景和中国给予世界的愿景的同一，不但意味着中国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福祉的增长过程，更意味着中国梦的实现方式可以提供人类发展的新方式，提供世界各国可资借鉴的圆梦新路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把中国道路及其成功的机理，告知世界，供各国参照，是中国力所能及，世界也能接受并因此受益的“大国责任”。
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走向世界，“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渐成常态，面对相互依存的现实，如何在双赢乃至多赢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成长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破解人类共同问题、促进世界公平公正的建设性力量，正挑战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大国方略”就体现了中国对未来的设计和给世界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