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是一个现代观念，那么在古代的武当山，人们有没有生态保护的意识？人们有没有建设生态保护工程呢？”4月12日晚，湖北省武当文化研究会会长、校党委副书记杨立志受邀做客“明德论坛”第八讲，在6113报告厅作了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武当山古代生态保护工程考察”的报告，吸引众多醉心武当文化的师生前往聆听。讲座由经济管理学院分党委书记肖俊涛主持。

“道教生态文化这个概念并非我们所创，其历史上承先秦道家文化，源远流长。道教思想本来就有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理念与现代生态文明观念具有一致性和相似性”，杨立志说。

“读书须于不疑处有疑”。在讲座中，杨立志介绍了他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大岳太和山志》时，发现有“修山”一词。当时他就提出疑问：为什么这里要提“修山”呢？武当山方圆八百余里，“修山”怎么可能呢？后来他来到武当山八景之一——“九渡鸣泉”所在地九渡涧考察时，发现了许多用石头垒砌成的“石埝子”、“石堥子”。他突然联想起《太和山志》提到的“修山”一词，马上猜想到这些“石埝子” 、“石堥子”可能是古人“修山”工程的遗迹。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杨立志又先后前去老君岩、南岩坡、五龙顶、青羊涧、南神道等地考察，徒步上百公里，仔细观察古人“修山”的地理环境，探寻其中奥秘。功夫不负有心人，仅在武当山西南麓的官山镇田畈村至武当山特区的豆腐沟村，他就发现了数以千计的“修山”遗迹，在深谷、坡地和山崖等处，凡是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和水土流失的地方，都有砌得很整齐的“石埝子”和“石堥子”。

他对这些“修山”工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石埝子’、‘石堥子’是谁修筑的？修筑“石埝子”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说这是古代“退耕还林”工程，也有说是明代大修武当时的种粮遗迹，还有说是清代流民开荒种地的遗物等。他认为这些说法根据不足。那么，这些“石埝子”、“石堥子”是均州千户所军余修筑的吗？通过查阅文献，杨立志发现，明代武当山有10000余人的“禀食官道”、555户供养道士的佃户、5000余户维修宫观的军队为其服务。据《太和山志》记载，为了保护岩石风化严重、山高坡陡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武当山山体，保护朝廷家庙的“风水”，从明宣德年间开始，每年都有5000余人参加到武当山“修山”的队伍之中。当时，朝廷为鼓励“修山”，对“修山”的正军每月发给6斗“月粮”，免除差徭；对“修山”的余丁每户分50亩地，免收屯田子粒。均州千户所的3000多名余丁农忙时节种地，农闲时“修山”，历时200多年没有间断过。这一工程的经济保障，是明朝皇帝免除均州守御千户所差徭和屯田子粒，令其专门修山的特殊政策。

更重要的是，这些工程是“长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科学的、精心施工的工程”，武当山“修山工程”使用的石料当不少于数千万立方米，这样浩大的生态保护工程，足见当时“修山”之艰辛。完成这样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粮食、时间，依照当时的条件看，似乎只有均州守御千户所的正军、余丁有能力、有时间修筑这种全方位的生态保护工程。此举有力地治理了武当山地区的水土流失，极大地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保证了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安全。

杨立志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公元十五、十六世纪像武当山这种大规模有计划的生态保护工程是绝无仅有的。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工程来保护武当山的生态环境呢，这跟道教思想文化和其主张观念有关系”。杨立志认为，道教文化中“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助天生物”等思想，是明代朝廷保护武当山生态环境的理论基础。静乐国王子在武当修道中的“黑虎巡山”、“乌鸦报晓”等神话故事也体现了道教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善待万物的传统。从相关史书看，明朝也特别注重武当山保护，颁发了一系列圣旨，保护武当山文化，同时，武当山生态保护工程也与武当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关，其体现了保和太和、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文化传统。

杨立志对同学们说，做学问要重视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上或地下之考古新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文化事件。我们大学生既要重视学习书本知识，也要重视社会实践和田野调查。在读书中提出问题，在实践中查找例证，反复分析思考，得出科学的结论。

“武当山作为中国大地上活着的圣山，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武当山是值得每个人认真阅读品味的一本书，是写在天地间的、永远也读不完的一本大书”杨立志说。